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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第一代水泥人——追忆我的父亲苏式宝
发布时间:2020-3-3  浏览次数:1089 次  来源:陕西省耀县水泥厂

我父亲是中国第一代水泥人,水泥工业的老前辈,又是耀县水泥厂的创业者,他将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了中国的水泥工业,他老人家享年86岁,而在水泥圈内度过70年直到离世。他老人家不仅献出自己的全部,而且还献出自己的子孙,我为祖孙三代都是耀水人而自豪。

我父亲叫苏式宝,山东省肥城县人,生于1910年(农历)7月21日,如果老人家还健在的话应该是110岁了。他老人家从十六岁开始同大伯一起闯关东落脚到大连。他们走的是海路,从肥城到泰安—烟台—大连,住在大连甘井子炮崖,叫海南屯的地方,全是闯关东的山东人。山东人仗义,紧紧抱成团亲如一家。他们相互帮助,用破砖烂瓦盖起破烂房子,又低又小只有存身之地。起初父亲同伯父给人打零工,饥一顿饱一顿,有时几天吃不上一顿饭,只好到处乞讨。后来进了日本小野田开办的大连洋灰制造株式会社(现叫大连水泥厂),一开始在厂里打苦工,什么最累、最苦、最脏的活,都是他们干,为了口饭吃只好忍气吞声。后来父亲被召去看水泥磨,这可是技术活,可是日本人可不教给中国人技术,父亲只能去“偷艺”, 偷偷地看日本人的操作、配料、配球、听磨音、挂衬板等,看在眼里记在心上,慢慢地成为一个熟练的磨工。父亲同一伙山东兄弟还利用休息时间拜师习武,为的是不受人欺侮。

1942年冬的一天,父亲在车间上班时,看到一个日本工头暴打一名中国兄弟,因保护中国兄弟狠狠把日本监工打了一顿。我大伯知道父亲惹了祸,恐怕遭日本人的报复。兄弟俩商量后,父亲连夜携家离开大连来到锦西(现葫芦岛市),那时我还不满周岁。父亲来到锦西大同洋灰株式会社(锦西水泥厂)找到伯父的兄弟芦宗贤,他将父亲介绍到锦西大同洋灰株式会社当了水泥磨工。那个时候中国工人生活很苦,每天只配给8两橡子面,吃得人面黄肌瘦。上班时经常挨打挨骂。冬天,日本人有时还拿水管子向工人身上洒冷水,还不让工人动弹,满身都冻成了冰。父亲就在这种条件下,过着不如牛马的生活。这就是中国第一代水泥工人的生活写照。1945年10月初,解放军周县长接管锦西水泥厂选拔我父亲、孔繁凯等10多人为护厂队队员。后来解放军撤出水泥厂。国民党接收大员接收了水泥厂,厂里很混乱无人管理,工人失散。父亲同工人兄弟承担起护厂任务。1948年10月东北全部解放。

在东北解放前夕,跟随父亲的奶奶年迈体弱坚持要回老家。奶奶对父亲说:“我不能把老骨头留在关外,死也要死到老家。”父亲听从奶奶的要求,向厂里请了假便携扶奶奶带着不满八岁的我和不满四岁的弟弟,背着母亲尸骨返乡。那是1948年春,辽沈战役还没有结束,因战争一路上火车随走随停。有时就坐胶轮马车,有时顾架独轮车,更多的时候是徒步前行。从锦西到山东肥城数千里,又经辽沈、平津战役路上很乱,步步难行。而且父亲上有老下有小,数千里的路程那种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经过一个月的跋涉终于抵达老家肥城。回到老家后正赶上山东土改, 父亲在乡亲帮助下盖了房,又分了地,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1950年冬,于文厂长派孙世信到老家将父亲接回锦西水泥厂。在党的培养下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,提了干,厂里又送他到重工业部干校学习,并任命父亲为制成车间主任,参加恢复生产工作 。后来于文厂长筹建耀县水泥厂,为支援大西北经济建设从东北来到黄土高原的耀县,父亲随于文厂长及其同志们开始建设国家156个重点工程——耀县水泥厂。到耀县水泥厂后父亲被任命为制成车间主任,父亲带领职工投入到紧张的设备安装、试车、试生产工作之中,总是太阳没有升起就来到车间,直到太阳西下,甚至几天几夜都不离开车间。在父亲带领下,在全车间职工的努力下,生产出第一吨《秦岭牌》高标号水泥,填补了陕西省没有大水泥的历史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副总工程师林克安对我讲父亲的故事说:“你父亲确实是个好人,而且技术上没人可比。他听听磨音就知道磨出的水泥质量和水泥标号,从磨音声中就知道球的配比、就知道那块板螺丝松动。有一次我同老主任到贵阳水泥厂开会,期间到现场参观,当来到制成车间正在运转磨机前,他对贵阳厂领队说,这磨机第几排第几块衬板螺丝松动了。大家很惊奇,竟然同老主任打睹。当场将磨机停下来,待到磨机冷却后技术人员一看果不其然。震惊了在场所有开会的代表。老主任真神了。”我听老林讲述父亲的故事心里无比的激动。

当年任制成车间党支部书记刘淑林,曾说:“我同苏主任配合非常默契。我不懂生产也不懂设备,便虚心向苏主任学习,甘当配角。”父亲却说:“刘书记,你太谦虚了。支部工作很重要,当前又在困难时期,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。”

制成车间老工人于洪勋对我说:“我是1956年招进厂的,进厂后到湖北华新水泥厂学习。回厂后分配到制成车间,跟老苏主任干了一辈子,老主任是个好人,心眼特别好, 又仗义,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干。一次在检修时二百多斤重的钢轴,一个人扛上十多米的检修平台。那精神,那劲头,没人敢比。有一天,我对老主任说,我没钱花了。老主任说,我借给你。我说,我没钱还你。老主任说,有了再说,先用去吧。”实际上我家八口人也不富裕。我们兄妹六人,我和姐姐在东北读书,其余弟弟、妹妺耀县念书,只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的。

铜川市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兼书记赵勃见到我,回忆起采访父亲的故事,他说:“当年我只是一名小记者,我采访老苏主任时, 老人家非常热情。采访过后非让我到家吃饭,我无法拒绝只好同老人一起回到工人村住房,老人先给我沏上一杯茶,然后让老婶子炒上两个小菜。老人家把小炕桌放在炕上, 从厨柜里取出一瓶酒和两个小酒盅,还有一个小酒壶。老人又取出一个搪瓷缸子倒上开水,他将酒倒进酒壶里,再将酒壶放在搪瓷缸子里温了一会儿。老人取出酒壶先给我斟上一盅,说:赵记者,咱爷俩喝酒。当时我不知说什么好,便举盅同老人碰了一下, 说:谢谢老叔。我非常怀念在苏老家吃的那顿家常饭,和在家的感觉一样。我采写的那篇文章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,1977年1月25日对台播出。”

父亲为工人兄弟复仇痛打日本工头,他没有畏惧过。他携扶70多岁老奶奶和不满10岁的我们哥俩,从锦西到肥城千里之途,又逢战争的岁月,没有害怕过。在锦西厂恢复生产,在耀水进行建设、试生产困难重重面前,父亲没有低过头。父亲被诬陷关进“牛棚” 里遭受毒打,没有屈服。这就是我父亲,那种侠胆豪情的铮铮山东硬汉。可是,父亲心地善良具有同情心、怜悯之心。他见不得谁有难事,也见不得谁有痛心事,总是跟着人家动情。1963年7月的一天,我穿上军装背上背包在登上火车的那一刹那,我看见父亲脸上淌着泪,猛地转过头,此时我跑下弦梯紧紧抱住父亲象个小孩子嚎啕大哭。这是父子离别之情呵。

1971年3月我从部队复员到耀水机修车间当钳工。车工刘开智对我说:“老主任在劳动改造期间,是在制成车间单仓泵旁的一个小仓库里,面积不足10平方米,上面还滴着水珠,是给车间打扫卫生、修理工具和架子车等。我常去老主任那里抽个烟、喝个茶,老人一提起你复员的事就流泪,我真体会老爷子对子女的感情。”刘开智每当向我讲起这件事,我心里总是酸酸的。

只有热爱生活的人,才会热爱工作,才会工作。父亲特别喜欢花,象爱他的子女一样,文革期间将花当作“”的东西必须彻底的铲除。我父亲从心里舍不得,只好将花枝砍掉留下根,他知道待到来年还会发芽。又将砍下的枝条剪成半尺长,在园子里挖好地坑有尺把深,先在坑里洒上粪浇上水,然后一枝枝插上,再盖上塑料薄膜…….. 有些枝条插满一个个装满水的酒瓶子里,整整摆满一窗台,待到长出白根再移到园子里。父亲爱花,因为花是美好的象征。父亲在水泥厂干了一辈子,知道水泥工人的艰辛,他屋前屋后种些花草让下班的工人看一看、闻一闻,总有一个好心情。他还热情地讲述花的名子,花的个性,花的香色和花的栽培。当他听到职工夸奖后心里美滋滋的。

父亲除了爱花还喜爱京剧,他从东北调到耀县时,带了一把京胡。闲时自拉自唱,乐在其中,只要电视里播放京剧父亲是不会放过的。从中可以体会做人的道理,更喜欢包公那样刚正不阿的形象。1995年1月3日是我最为难忘又是最为悲痛的一天,晚饭后,父亲打开电视机看完天气预报,在台历上记下北京、西安、济南、银川的天气后,调到戏剧频道正好上演的是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,父亲兴致很高。他看完后关上电视机,脱衣躺在炕上向母亲讲起剧情,讲着讲着父亲头一斜就没有声了,母亲呼叫,父亲也没应声。母亲知道不好便跑来叫我,我紧跟跑到医院请来王大夫。王大夫看后摇了摇头说:“不行了。”父亲就这样的走了,永远地离开我们,走了。

我在写完这篇文章后,正是2020年1月3日,父亲已经离开我们25周年了。耀水社区门前那棵高大的榆树便是父亲栽下的,这是永远的纪念。父亲虽然走了,然而父亲的那种高尚精神和人格魅力,在我们苏家世代相传。

厂史办 苏盛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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